从清廷高层内部的权力结构来看，自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奕劻、袁世凯势力始终是操纵朝政的主要力量。丙午官制改革与丁未政潮时，慈禧太后虽然利用瞿鸿禨等反对派势力，打破了奕劻、袁世凯势力的责任内阁制迷梦，但随后又不得不牺牲瞿鸿禨等人。载沣摄政后，虽然依靠载泽、载涛、载洵、毓朗等少壮亲贵而罢黜袁世凯，但并不能轻易对付朝中的奕劻势力。从奕劻内阁的成立，到其向袁世凯内阁的平稳过渡，正是奕劻、袁世凯势力实际把持朝政的必然结果。这是当时各种权力斗争的主线。
至于皇族亲贵内部的矛盾，关键也是争权夺利。所谓载沣集团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诸如载泽、载涛、载洵、毓朗、溥伦、善耆、溥伟等皇族亲贵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地明争暗斗，以至于形成所谓“政出多门”的局面。围绕责任内阁制问题，始终贯穿着皇族亲贵的权力争斗。朝中派系林立，内耗不已，政治则无所作为。隆裕太后在清帝逊位之际曾经哀叹：“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385]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够迅速而成燎原之势，正是由于满族王公亲贵早已自坏长城，所谓“革命之事，乃诸王公之自革而已”[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