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廷高层内部的权力结构来看,自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奕劻、袁世凯势力始终是操纵朝政的主要力量。丙午官制改革与丁未政潮时,慈禧太后虽然利用瞿鸿禨等反对派势力,打破了奕劻、袁世凯势力的责任内阁制迷梦,但随后又不得不牺牲瞿鸿禨等人。载沣摄政后,虽然依靠载泽、载涛、载洵、毓朗等少壮亲贵而罢黜袁世凯,但并不能轻易对付朝中的奕劻势力。从奕劻内阁的成立,到其向袁世凯内阁的平稳过渡,正是奕劻、袁世凯势力实际把持朝政的必然结果。这是当时各种权力斗争的主线。
至于皇族亲贵内部的矛盾,关键也是争权夺利。所谓载沣集团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诸如载泽、载涛、载洵、毓朗、溥伦、善耆、溥伟等皇族亲贵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地明争暗斗,以至于形成所谓“政出多门”的局面。围绕责任内阁制问题,始终贯穿着皇族亲贵的权力争斗。朝中派系林立,内耗不已,政治则无所作为。隆裕太后在清帝逊位之际曾经哀叹:“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385]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够迅速而成燎原之势,正是由于满族王公亲贵早已自坏长城,所谓“革命之事,乃诸王公之自革而已”[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