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说法有一种危险，即：它暗示着存在着一个优越的、理应受到特殊尊敬的个人阶层，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进行道德批评的特殊权力。然而我在谈论“道德家”时，并没有预设这样一个特权阶层。“道德家”的头衔应该被理解为某种通过努力才能赢得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或职业的名称，它在性质上更类似于“公民”这个概念，而不同于“外科医生”这个概念。当然，说道德家类似于“公民”，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做道德家的工作，而只是表明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不需要具有特殊远见的天才，它需要的不是伟大人物的理想，而恰恰是普通人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过时的道德法典的不从，正是这种不从才导致了社会所需要的变革。这一事实与我关于“道德家”的概念并不矛盾，相反，它只是说，在从某种限制性意义上，我们都是道德家。因为人们拒绝服从的行为常常是基于他们对现行规则的反对之上的，任何人都无法看清能够引入的新规则是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