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作为古代正统观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学术(包括史学)具有深远影响,这在以上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不过,还有两个理论问题更值得关注。那就是:作为一种历史观,五德终始说在中国古代历史理性发生的过程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呢?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刘家和先生在《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文中提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那就是殷周之际与周初的历史理性,名之曰“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西周晚期至秦,“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汉代,“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325]如上所述,五德终始说用想象的五种自然力量依次运转,来说明王朝更迭(历史变化的重要现象)的根据,这是一种比附的历史观,具有自然理性的特征。其中,相胜说与相生说是不同的,前者支持武力征伐,后者标榜和平授受。前者主张一个朝代战胜和取代上一个朝代,强调历史的环环相扣,表现了更多的历史理性的特点;后者则主张一个朝代的合法地位是从前某个朝代的合法性的延续,它在德运上承接的不必是直接战胜或取代的那个朝代,因而更多地表现了与道德理性结合的色彩。前者发生在战国中期,正值道、法思想兴盛之时,对第二期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者则兴起于西汉后期,深受第三期历史理性之有情有理化潮流的推动。从相胜到相生,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向有情有理化转变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