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倒是，”堂吉诃德说，“可现在咱们拿什么写信呢？”
“还要写取驴的条子。”桑乔补充道。
“都得写。”堂吉诃德说，“既然没有纸，咱们完全可以像古人一样，写在树叶或蜡板上。然而，这些东西现在也像纸一样难找。不过我倒想起来，最好，而且是再好不过的，就是写在卡德尼奥的笔记本上。你记着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一碰到学校的老师，就请他帮忙抄到纸上。如果碰不到教师，随便哪一位教堂司事都可以帮忙。不过，不要让书记员抄，他们总连写，连鬼都认不出来。”
“那签名怎么办呢？”桑乔问。
“阿马迪斯的信从来不签名。”堂吉诃德说。
“好吧，”桑乔说，“不过，取驴的条子一定得签。如果那是抄写的，别人就会说签名是假的，我就得不到驴了。”
“条子也写在笔记本上，我签名。我的外甥女看到它，肯定会照办，不会为难你。至于情书，你就替我签上‘至死忠贞的猥獕骑士’吧。这个让别人写没关系，因为我记得，杜尔西内亚不会写字，也不识字，而且她从来没见过我的字体，也没见过我的信。我们的爱情一直是柏拉图式的，最多只是规规矩矩地看一眼。即使这样，我敢发誓，实际上，十二年来，尽管我对她望眼欲穿，见她也只不过四次，而且很可能就是这四次，她也没有一次发现我在看她。是她父亲洛伦索·科丘埃洛和母亲阿尔东萨·诺加莱斯把她教育得这么安分拘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