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出现，根本原因是由于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严重教训。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一个好皇帝，必须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曾经参加过瓦岗军的大臣魏徵也曾对唐太宗分析过隋朝灭亡的原因，说：“隋炀帝无止境地役使人民，人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隋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基于这种认识，唐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就实行了一系列对农民让步的措施。624年，唐政府下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在地多人少的地方，每个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在年老或死后要归还政府，二十亩不需归还。受田的农民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岁，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米二石（叫作“租”），绢二丈、绵三两（叫作“调”），服劳役二十天。不服役的要用绢代替（叫作“庸”）。这些措施，使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耕地。政府按照规定征收租庸调，又注意不在农忙季节征发，这就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贞观时期，吏治也比较清明。在精简机构方面，如对中央官员的裁减和对地方州县的归并，唐政府都做了很多工作。唐太宗很注意地方官吏的人选，他曾经把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谁做了善事或恶事，就在他们的名下记上一笔，以便作为升降职位的参考。贞观八年（634），唐太宗又派李靖等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升迁廉吏，惩罚贪官。唐太宗还很注意提拔人才，他重用了一批出身于较低阶层的人，如魏徵、戴胄、张玄素等。这些人都敢于说话，经常纠正太宗的过失，并且经常拿隋朝灭亡的教训来提醒太宗不要重蹈隋亡的覆辙。此外，唐太宗时的著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在订立制度、整顿吏治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