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活跃时期的突出进展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发表，终究未能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说了。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活跃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关于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
1.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广泛讨论。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41]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42]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4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