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倡导科学下嫁运动之后不久,又进一步着手以劳苦大众为对象,提倡“即知即传人”,倡导用小先生制,传递先生制,从事普及教育运动。一面在上海附近大场等地,创办乡村工学团,继续开展乡村教育;一面在城市里开始面向工厂,推行工人教育,面向城市贫民,组织贫民教育。
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陶先生的心目中,除了农民之外,又加上了工人。开始提出大众教育的口号,其对象为劳苦大众。因此他就把他所作的锄头歌,增加一段:“光棍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唱出了工农联合的呼声。
这就是说,生活教育运动,从乡村教育发展到普及教育,范围是扩大了,由农民扩展了到工人。
一方面,由于接受了过去的痛苦教训,体验到在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下,人民教育事业,是得不到发展的。由于受到“九·一八”国民党不抵抗召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高度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思想。另一方面,又由于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启示,陶先生在“九·一八”以后,是逐渐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倾向革命了,首先是要求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