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可以关店大吉。
（2）我们可以修改我们的目的以满足顾客的需要。
（3）我们也可以冒一次险——即不顾顾客的便利和道德法典的要求——凭着对当地购物习惯和特点的了解，且若撞上好运气，我们也不会出大乱子。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由于需要考虑的问题几乎都是经济问题，因而两者的情况极为相似。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遇到的并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在以下三个方面弱化了上述类比：
（1）我们通常不能通过放弃道德问题来解决它们。在绝大多数境况中，我们没有任何如同工程师或店主那样的“安全”通道可供选择。
（2）某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得不允许其他人的性向发生各种可能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实际效果上类似于在飞机造成后工程师对该飞机所作的特殊规定。
（3）我们的未来受制于我们的伦理境况，而工程师的未来却并不完全受制于他所设计的飞机；在制造飞机时，并不需要把工程师、工程师的朋友、亲属以及他的同胞都当作“零部件”来使用，但在道德建设中，所有这些人都必定要参与其中。
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是，使得道德领域的问题更直接地与个人发生联系，与权威领域离得更远，这一点比工程技术和经济领域更为突出。个人具有改变其态度的可能性，具有“更高类型的自我控制”以及“对自我心灵的了解”（杰恩·奥斯丁语），正是这些特性使得个人对道德问题的处理被简化了，而且，凭着个人对自己家人和朋友的深刻了解，他们在做出行为选择时就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和灵活性。这种合理性和灵活性正是行为被完全置于“权威控制”下的社会所缺乏的。与此同时，这些个人特性往往使统计学的方式更加复杂化，除了纯经济学情况以外，它们也使某种集中化的权威大大丧失其预测何为“最佳目的”的权力。同工程学和经济学相比较，伦理学更多的是一个良心问题，而非权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