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说这电影立场完全偏西方，这是不公的.     从足球队长的诈死煽动到库尔特的主席老爸一句一句详解匈牙利事变中其他残酷细节可知，主创方并没有经验—信念的完全偏袒，从对以上真相的曲折又模糊的描述，导演传递出了一方可供反思的角落.     而事实上西德或西方形象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代替希望的象征符号出现.     本片真正临摹的恐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一种全景式的权力控制技术，一种递进威胁的专政之能.     法西斯这种类反派，一直长存在那个世代东西德乃至东西方对官方之敌的宣传里，以至于本片在不那么严苛的生活环境中无意渲染两大主义的优劣与否，而以东德为例点出了专制之恶.     以片中库尔特的口中多次“我信仰社会主义”来看，在没有太多讽刺效果的立场上深思，导演只是在控诉一场荒诞的官僚制度的危害又另一方面在怀念机会均等的制度之美6/10.     处女作就自觉塑造了布列松式冷漠面孔的表演指导，弗雷迪把青春浪费在攒彩票和骑摩托招摇过市，要不然就参加乐队的排练，他和母亲一样根本不考虑未来，在两人首次交流的片段，母亲光顾着看非洲爆发传染病的电视新闻发表评论，却不回应弗莱迪的表情，有两次他靠踢砖墙发泄怒气，杜蒙认为这些肢体细节比话语更能描绘故事，在弗莱迪和女友搭乘升降.     最终杜蒙的关注点落在种族看法上，白人永远不自知地侮辱移民、把外来者赶出他们的生存空间，弗莱迪把积攒的暴怒宣泄到想搭讪女友的阿拉伯青年身上，结尾被一名警官告知青年已死，窝在椅子里的弗莱迪缓缓抬头瞥以确认的眼神，手臂留下明显抓痕，他并没有露出残酷的神态，显示出冰冷疏离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