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家很早就使用分类的方法，这是根据事物的同与异进行归类的研究方法。在《春秋》的“义法”中，已包含了分类的方法，所谓“书”、“不书”，以及如何“属词”，都是根据事物异同来决定的。根据分类的方法，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中，写了《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类传。司马迁对各类列传所写的历史人物，都有理论的概括，如“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这是循吏；“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是游侠；“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这是佞幸之臣；“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是工商业者；等等。《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都继承了这种方法，并因时而异，各设有类传。这种方法，在编年体史书中也有采用，即关于历史人物则按“言行趣舍，各以类书”[39]处置，扩大了编年体记事的范围。刘知幾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裒辑起来的。他说：“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40]宋人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分20门，举400余事，也是用了分类的方法写成。可见分类的方法，在古代史学上的应用是很普遍的。